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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邻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善人，是个地主老太婆。去世已久。
1942年初冬的一个傍晚，城关镇传出了密集的枪炮声。一直到了后半夜，枪炮声才渐渐平息了下来。
那里有日伪在附近十里八乡最大的一个据点。
老太太完全没有了睡意，自从她的两个儿子先后参加了抗日队伍后，听到枪炮声就有些心神不宁。
村里传来狗吠声，接着，“笃笃笃”，窗户上传来敲击声。
“是杜大娘吗？我们是李伯友同志的战友小刘，十几个人，可以进来休息一下吗？”一个熟悉的浑厚低沉的声音透过窗户纸传了进来。
老太太摸索着点上煤油灯，开了大门，让十几个人进了屋子，叫起家里的长工老王，生火做饭，十几个人草草吃些东西，就东倒西歪地在地上睡着了。客厅木地板不泛凉，就没有必要铺些稻草了。
天还没有大亮，村口先是传来连续的狗吠声。接着有人猛敲厚重的木头大门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
“不好，刘营长，可能是日本鬼子追上来了。”
的确，昨夜的战斗，虽然摧毁了日伪的城关镇据点，但是，十几里外的援军肯定会在天亮后进行报复。
老太太拉开门闩，立刻有皇协军冲了进来，然后进来的是穿鬼子制服的十几个日本兵。
“报告！没有发现可疑的八路。但是，有十几个人吃饭后的现场。”一个伪军过来报告。
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日本军官逼问老太太。
“昨天是老头子三周年忌日，来了十几个亲戚，吃完饭走了以后，我也懒得拾掇，就放在了那里。”老太太脸上从容淡定，却也露出沉重的悲伤。
那个日本军官看了看忙着拾掇碗筷的长工，摆出了一个撤退的手势。
老太太是这一带出名的善人和地主。她的丈夫作为保长，既要给国民政府交国税，又要应付皇协军日本人的搜刮，左右难以逢源，最后竟然被一次路过的号称抗日的土匪队伍的首领开枪打死了——他实在没有再多的粮食交给他们。
即便如此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村里有揭不开锅的穷苦人，往往会在凌晨发现院子里有一袋子小米，或者一包干粮。大家心照不宣。
这座大院日渐空旷起来。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抗日队伍。后来一个在东北工作，一个去了台湾。陪伴她的只有那个老实巴交像是哑巴一样的长工。解放后，他们的土地也分给了各家农户，房子成了村里的小学，东厢房南头住着长工，照看着小脚老太太，他们按时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。
文革伊始，外来的红卫兵闯进了学校，把老太太戴上了地主反革命的纸帽子。虽然村里人很多出来为老太太鸣不平，说她是善人，并且曾经救过十几个八路军战士，可是，在红色浪潮中，这些辩解显得苍白无力。再说，救过十几个八路军，谁证明？怎么救的呢？老人经不起折磨和轮番批斗，终于在一个冬天的夜里，吞砒霜自杀了……
学校的夏天中午要求学生睡午觉，可是生来好动的我却躺在狗皮垫子上怎么也睡不着。我想起前几天打猪草时候发现一颗野生西瓜，那个西瓜快要熟了吧？于是，悄悄地爬起来，溜出了校门，向野地里走去。
当我抱着西瓜回来的时候，正好遇到校长出来敲起床钟——手表在那个时候，我们都是没有的。
于是，再一次被校长带到他的卧室，写检查。卧室外边是老师们的办公室，过去是地主家的会客厅。而卧室是地主夫妇的卧室。
写检查的纸无意中飘落地上，我钻到桌子下去捡，可是奇怪的是那纸张却在地上飘动，好像有人从地下吹气的样子。我仔细观察，发现地上竟然有条缝隙，虽然它很不明显。好奇心驱使，我用桌子上的一个改锥插到缝隙里，掀开了一个正方形地板，下边是黑乎乎的洞口，有微弱的凉风扑面而来。
我摸索着顺着一个木梯下行，并且盖上了盖子。洞里乌黑一片。我摸索着，摸到了蜡烛和火柴，点上，举过头顶，很快，我可以直立行走了，洞有一米左右宽，高有接近两米，两侧还有房间，堆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。
恐惧，加快了我的步伐，也想尽快探个究竟，找到洞的出口。果然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前边出现了微弱的光亮。我推开了一扇重重的糊满泥巴甚至上边还长着草的木门，眼前是村东头那条大河的波浪在眼前闪耀！
我侧身钻出洞口，沿着河堤下到洁白的沙滩上，被老师批评和写检查的羞耻感一扫而光，暖暖的太阳晒在身上，我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……
朦胧中，我听到有人呼喊我的名字，而且人越来越多。原来校长发现那个皮孩子莫名失踪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于是，发动全校学生出来寻找。
我的“探索发现”惊动了上层，几辆车子卷起黄土飞奔而来，据说是文物部门。他们最后下结论说，这座建筑物虽然是晚清翻建的，但是这个地道和里边的残留物证明，它的存在是在明末时期。
同时人们也知道了一个秘密：当年十几个八路军战士，就是从这个地道逃离险境的，而地道是房屋主人们永远保守的秘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