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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做编剧那将近十年的时间里，我基本上放弃了舞台。也不是绝对不登台，那时候在全总文工团上班，为了工资加保险，也得去。给付强捧哏，在台上能不说话就不说话，有一半时间是酒后演出。下了台人家问我，“今天效果怎么样？”我一脸茫然，在台上竟犯晕了，我哪儿知道效果怎么样呀。
有一次跟团里去绵阳演出，中午到的，我就一个人出去喝酒。找家餐馆喝美喽，就大街小巷地闲逛。一瞧又有一家餐馆感觉不错，又进去点俩凉菜喝酒。就这样儿，从下午一直逛到晚上，喝了五六顿酒，绵阳城区的大街小巷都转了个遍，有的地方转了两遍。
怕被团领导闻出嘴里的酒味儿，嚼了一包口香糖，喷了一身花露水，晕晕乎乎进了剧场。临上场前我傻眼了，脑子里一句词儿都没有了，一片空白。赶紧让付强把我的词叨咕一遍，强化记忆。然后上厕所用凉水冲了个头，强打精神上台，所幸没出什么差错，效果自然不好。
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，真是死的心都有。台下那么多观众大老远地来看节目，我对得起人家吗？小时候费了那么大劲儿才干上相声这行，我对得起自己吗？所以我给自己定了条死规矩——绝不酒后登台！
那时候的相声演员得能唱能闹，上台充满豪情，而这一切我都不具备。所以我觉着我说相声是没出路的，是自讨苦吃。我分析了一下儿自己的情况，我要是写作，当时应该算一流半的相声作者，作品能上春晚。我要是说相声那，顶多算三流的演员，北京台春晚也上不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所以我决定这辈子就以写作为生了。
后来是什么机缘使我重返舞台呢？
相声拍卖
在2009年左右，天津搞了一次相声拍卖。跟拍卖古玩似的，把相声段子拿出来，让大伙举牌儿。这个说二十万，那个说二十五万，最后有个段子被拍到了四十万。这事儿都上央视新闻了，当时在社会上影响不小。
这事儿对我的影响更大，要是没有这次相声拍卖，我不可能想到说单口相声，也不可能重新对舞台产生了强大的兴趣，也许一辈子就以卖字为生了。
当然了，也许那样儿我就成为了中国一流的幽默作家，跟钱钟书、老舍齐名，拿诺贝尔文学奖，然后上美国定居，天天吃牛排、喝咖啡、打高尔夫……
也许的事儿谁也说不准。
我是个爱凑热闹的作者，听说有相声拍卖这好事儿，那肯定得参加呀。写了个段子交上去，人家组委会说了，你的段子必须有人演，才能上拍。赶紧找好友付强，请他帮着我演这个段子。付强为难了，我那时候写段子跟现在的风格一样，都是靠语言的幽默，看着不热闹，也没有留给作者多大的表演空间，付强担心演出来不火。
天津的观众很挑剔，台下肯定还坐着不少同行，演不好砸了牌子怎么办？
付强不演，干脆我来演，让付强给我捧哏。付强还是不同意，我已经那么多年不正经说相声了，在那么重要的场合能说得好吗？我不靠说相声吃饭，说不好就说不好了，他将来怎么混呀？
眼看着拍卖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到手的鸭子哪儿能让它飞了呀？我决定破釜沉舟，把这个段子改成单口，自己说！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反正我是作者，演砸了也没什么。
背好词儿之后先得找个剧场演一下，看看观众的反响如何。没想到瞎猫碰到了死耗子，演出之后效果异常火爆。台下的观众还有后台的演员，都乐得不行。相声俱乐部的秘书长宋德全老师跟我说，“你以后就说单口相声，肯定行。”
等到演出的时候，又出岔儿了。我当初送的本子是对口相声，人家要求必须得两个人说。没办法呀，又临时请付强给我捧哏，在天津大剧院表演了一段两个人说的单口相声——付强没什么固定的词儿，站在旁边随便插话，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表演。
那天的演出台下有苏文茂等老艺术家，还有各地来的相声演员，以及曲校的学生，行家不少。我的那个段子效果又非常火爆，博得了大家的认可，作品也如愿以偿地卖了三万块。
这个作品的名称很符合我的心理，叫《我爱便宜》。
回到北京之后，曾经演出过的小剧场都找到我，说总有观众打听，“什么时候还有方清平的单口相声呀？给我留几张票。”当初不愿意说相声，是因为遭遇了瓶颈，演出效果一般，又找不到解决办法。现在又能把观众逗乐了，勾起了我的瘾头，我开始四处表演单口相声。
看来人这辈子取得的成就，一半儿靠努力，一半儿靠机遇。小时候努力地学相声，想说好相声，结果越说越没劲，改创作了。拼命地读书，努力地创作，想写出好作品，现在那，又靠单口相声出名了。
所以说人别太执着结果，只管努力地去做就行了。这样机会来了，自然会成功。机遇不到，再着急也没用。
古人说得好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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