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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见到出租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。同院邻居病愈出院,从医院叫了辆出租车送到院子门口。车子是黑色的,窗户上有纱帘儿。妈妈跟着去接病人,感觉她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很帅。下车之后妈妈还跟司机要票,司机从票夹子上扯下来两张交给她。
1994年从部队复员之后,手头宽裕了些,偶尔奢侈一把,也会打车。坐在出租车里那感受,真没坐公交舒服。眼睛紧紧地盯着计价器,每蹦一个字心头就缩紧一些。脑子里飞速运转,盘算司机是不是给自己绕路了。赶上堵车,车不动计价器动,那更是追悔莫及,恨自己为什么不坐公交。
后来有了黄色“面的”,大大方便了北京市民。十公里之内十块钱,堵车不蹦字儿,确实挺便宜。超过十公里就不是一块钱一公里了,好像变成了一公里一块六。所以我那时候打面的,眼看着表蹦到九点九公里了,交钱下车,再换一辆。
有一回下了车,又打了一辆面的,上车之后愣住了,还是刚才那个司机。刚才我下车之后,他开到前面掉了个头,又开回来了。我们两个人心照不宣,都明白怎么回事儿,当时我那叫一个尴尬,这一路一句话都没说,到地方赶紧交钱逃走。
没过几年,“面的”就停运了,说是影响首都的形象。用奔驰、宝马当出租车不影响形象,一公里不得要五块钱?谁坐得起呀!
北京跟上海的风土人情有很大的差异,这点从“的哥”身上就能体现出来,要不管“的哥”叫“都市名片”那。上海的“的哥”彬彬有礼,北京的“的哥”热情爽快。当然了,哪儿都有不合格的“的哥”。
有一回我到上海打车,说出要去的地名,司机连看都不看我一眼,开车就走。到了地方给钱下车,他还是没抬眼皮,让人感觉很冷漠。其实人家做得也没错儿,把客人送到地方就行了,说那么多话干吗呀?客人兴许嫌烦呢。
北京也有个别“的哥”,号称“京都神侃”,甭管客人爱听不爱听,自顾自地说起来没完。赶上那一肚子牢骚的司机,你坐他车还得听他骂街,虽说没骂您,听着也别扭呀。
我还遇上过一个爱抬杠的司机。上车之后我们俩也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摔跤,我跟北京摔跤界的人也挺熟,就跟他提了几个人。我说一个,这“的哥”骂一个,“他算什么呀?跟我哥们儿比差远了。”
说得我这脸上实在挂不住了,我当时身体还算强壮,也学过那么两下儿,初生牛犊不怕虎,跟司机说,“你拉我找您那哥们儿,我跟他比划比划去。”估计司机就不认识摔跤的,跟我说了,“我还得拉活那,没工夫。”我说:“车钱我照付!”
这哥们傻眼了,想求我下车吧,又抹不开面子。开车带着我四九城的兜圈子,找会摔跤的人。我那时候也没什么正经事儿,就跟着他满北京城跑。后来他上了京通高速,一边开车一边假装打电话,意思是让那边多准备几个人,好好教训教训我。我已经看出来了,他这是吓唬我那,我根本不搭理他。
这哥们儿开车带我进了一个空院子,他说进屋去找人,把我一个人留在车上。估计他是想给我机会让我逃跑,我铁了心了,今天就要较这个劲,就算挨顿揍也不跑。过了十分钟那哥们儿从屋里出来了。我弄明白了,那是他们出租公司,他进去求援,没人帮他。
他又开车拉我回了城里。这回他用上了苦肉计,用话激我,想让我动手打他。我才不干那傻事呢,打他我就违法了。车走到长安街上,警察把我们给拦住了。原来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对付我了,偷着用车上的报警装备报了警。
警察把我请下车,这场持久战才算结束。人家警察了解完情况,也没让我给车钱,还帮我拦了辆车。那哥们儿只能认倒霉,两百多块的活儿白拉。
有句老话儿叫“顺情说好话”,这绝不是教人油滑。该较真儿的地方一定要较真儿,但是像我跟那出租司机似的,谁也不认识谁,因为挨不着的事儿抬杠,就太没有必要了。
如果我们俩人说话的时候都注意对方的感受,“的哥”不至于一下午一分钱没挣着,我也不至于几个小时窝在出租车里度过。
这叫什么呀?就叫吃饱了撑的。
也搭着那时候年轻气盛。现在遇到态度不好的的哥,我才不跟他计较呢,真动手也打不过人家呀!现在混得脸熟了,很多司机都能认出我来,聊得跟一家人似的。
有一回打车还碰到个快板儿爱好者,车上放着竹板儿,等活儿的时候就拿出来打两下儿。我抄起竹板给他示范开了,马路上所有司机的目光都聚集到我们这辆车上,因为快板儿声传出好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