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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要么接待来客，要么外出访友，尽管我们住在樱木町别墅同一片屋檐下，但是有时候一连三四天互相都不照面。虽然觉得父亲难以亲近、令人发怵，我很想在外面租间房子住，但终究没能说出口。不承想，却听管家老头说起父亲有意要出售这栋别墅。
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，准是出于各种缘由，他这次看上去斗志挫失，无意再参选了；并且，他还在老家盖了一栋隐居之所，对东京似乎已经毫无留恋，更别指望他为了只是一名高中生的我，会特意留下宅邸和下人供我使用，他一定会觉得是浪费（父亲的心思与世人一样，令我难以理解）。总之，这栋房子很快就要转手别人，我于是搬往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“仙游馆”的公寓，房间陈旧昏暗且不说，更要命的是，我旋即陷入了囊中羞涩的窘境。
在这之前，父亲每月会给我固定金额的零用钱，虽然要不了两三天便花完，但是，香烟、酒、奶酪、水果之类日常用品，家中一应俱全，至于书籍、文具和衣服等物则是从附近的店里赊账购买，就算我请堀木吃荞麦面或天妇罗盖饭，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店家，我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吭地抬脚走人。
如今突然间不得不孤身借宿在外，一切都得靠每月的固定汇款应付，我顿时担心起来。汇款照例没过两三天便告用罄，我不禁惶急不安，慌忙发疯似的先后给父亲、哥哥、姐姐们又是发电报，又是写信，信中还洋洋洒洒叙说了详情（当然信中所说全都是虚构的，因为我觉得要开口求人，必须装腔作势将人糊弄得晕头转向方为上策），同时还依堀木所传授的，开始频繁出入当铺。尽管如此，最终仍是入不敷出。
我终究没有能力独自在这无亲无故的出租公寓生活。我害怕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公寓房间里，总觉得有人想要袭击我，给我致命一击，于是我冲出屋子逃到街上，有时帮忙做些地下活动，有时则与堀木一起四下闲逛找廉价的酒灌肚，总之课业和学画几乎统统被我怠弃。就在我入读高中第二年的十一月，甚至还与一名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发生了殉情事件，我的人生境遇也从此急转直下。
学校缺席旷课，功课也不用心学，但每次考试答题我都似有神助，因而长期以来我成功地瞒过家乡的亲人们。谁料，似乎是校方将我严重缺课的情况暗中通报给了家里人，于是长兄代父亲写了封措辞严厉的长信来对我一通叱责。不过，我最直接的痛苦却是来自经济拮据以及地下学生运动，后者越发忙碌和激进，令我再也无法以半游戏的心态对待。我当时已担任中央地区（又或是叫其他什么地区）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队长，本乡、小石川、下谷、神田一带的学生全归我领导，根据上级武装起义的指示，我还买了把刀（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不过是把华而不实的小刀，连削铅笔都不顶用），藏在雨衣口袋里，东奔西走，到处进行所谓的串联活动。我真想每天喝个醺醉，然后蒙头大睡，一觉酣梦，可是手头拮据不容我这样。P（记得我们都以这个隐语来称呼党组织，也可能我记错了）又接连不断地派给我任务，几乎忙得我无暇喘息，我本就羸弱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剧烈的活动。原本只是因为非法而对之产生兴趣，参与做些事而已，没想到如今却假戏真做，令我忙到无暇应付。我不禁对P暗生埋怨：有没有搞错呀，怎么不叫你们自己的人干呢？最后实在气恼不过，干脆抽身脱逃了。不过脱逃后毕竟很不是滋味，最终促使我做出殉情的蠢事。
当时有三位女性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好意。一位是我租住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，每次我忙完组织交给的任务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公寓，顾不上吃饭倒头便睡时，她总会拿着纸笔来到我房间对我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楼下弟弟妹妹们吵得要命，害我信都没法写。”然后伏在我书桌上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。
我若是佯装什么也不知道，自顾自地睡大觉便也罢了，但是看她的样子，很期待着我能和她说上几句话，于是我又发挥出我的讨巧本领，尽管心里一句话也不愿听不愿说，但还是硬撑起筋疲力竭的身体，运足气翻身趴在床上，一面抽烟一面搭话道：“听说有个男人，用女人写给他的情书烧水洗澡哩。”
“哎呀，真讨厌！是你吧？”
“我只不过曾经用来热牛奶喝。”
“真荣幸哪，那你就喝吧。”
这个女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？说什么写信，其实我早已看穿，她根本就只是在纸上胡乱涂鸦而已。
“给我看看吧！”我打死也不想看，但嘴上却仍然这样说。
“哎呀，不要啦！不要啦！”她嚷起来，可是瞧她那喜不自胜的样子，实在不堪入目，令我倒尽胃口，于是赶紧没事找事将她差遣开。
“不好意思，替我跑趟电车轨道旁那条路上的药店，去买点卡莫丁[9]来好吗？我实在累得不行，脸上发热，反而一点也睡不着。麻烦你了，钱嘛……”
[9]卡莫丁（Calmotin），商标名，日本武田药品工业生产的安眠药。
“知道了知道了，钱的事好说。”
她兴奋地站起身。
吩咐女性为自己做事，绝不会令女性丧气不悦，相反，男人有求于己，她们会由衷感到开心——这点我再清楚不过了。
还有一位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。她是我的所谓“同志”，因为地下运动的关系，几乎每天非得与她碰面不可。每次商量工作完毕，她总是跟在我后面一路走，并且喜欢买礼物送我。
“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你的亲姐姐。”
她的矫揉造作令我浑身战栗，我挤出略带忧愁的微笑接口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的。”
总之，倘使惹恼了她，一定很可怕，无论如何我得想办法同她敷衍搪塞。出于这样的念头，我百般伺候这个既难看又讨人厌的女人，竭力让她高兴，每当她买礼物送我（其实都是些品位极差的东西，我基本上都是立即转送给卖烤鸡肉串的大叔），我总是装出欣喜不已的表情，说些肉麻的话哄她一乐。夏日某个夜晚，她黏着我说什么也不肯走，我只得在街头阴暗处给她一吻，为的是让她离开。可怜的她竟为此兴奋得几欲发狂，叫了辆出租车，拽着我来到他们为了搞运动而秘密租借的一处狭小住所，昏天黑地一直胡闹到天亮。真是个荒唐的女人，我心里苦笑道。
房东的女儿也好，还有这名“同志”也好，每天都不得不与之照面，所以不同于之前那些女人，可以巧妙地躲避，最终不知不觉中我为了极力讨这两个女人欢心，而使自己陷入了束缚之中。
差不多与此同时，从银座某高级西式酒馆一名女服务员那里，我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垂爱。虽然才见了一次面，但为她的恩煦所牵萦，我竟感觉到一种莫名的不安。那时候，我已经不必依赖堀木的向导，能够独自一人搭乘电车，前往歌舞伎剧场看戏，或是穿着染花和服进出西式酒馆，渐渐地已能摆出一副厚脸皮的德行。尽管内心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深感奇怪、恐惧、烦恼，但至少表面上可以一本正经地与人寒暄交流——不，其实若不面带充满挫败感的虚假的苦笑，我便无法与人寒暄交流——总之，即使是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的问候寒暄，我也能够做到。这套伎俩莫非是之前参加地下运动四处奔走而练就的？还是因为女人？抑或拜酒所赐？不过，最主要的应该还是金钱拮据才逼使我修炼出来的。无论置身何处，我都恐惧不安，倒不如去酒馆，混迹于众多醉汉和男女服务生当中，我那颗仿佛总在逃避被人追逐的心灵才能获得宁静吧。于是我揣着十日元，独自走进银座那家高级西式酒馆，微笑着对女服务员道：
“我身上只有十元钱，看看能喝点什么。”
“这您不必担心。”她说话带着关西腔。
奇妙的是，仅仅这一句话，便令我畏怯战栗的心平静下来，并不是因为不用担心钱的事情，而是她让我觉得，待在她身旁，我便再也无须担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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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开始喝酒。因为她令我安心，我反倒没有心情装痴装傻了，只是默默地喝着酒，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我阴郁寡言的本性。
“这些下酒菜您喜欢吗？”
她将各式菜肴摆到我面前。
我摇了摇头。
“只想喝酒是吧？我陪您喝几杯。”
深秋的夜很冷。我按照恒子（记得是这个名字，不过记忆已模糊，不敢确定；瞧我这个人，竟然连殉情对象的名字都会忘记）的吩咐，在银座后面小巷的一个寿司摊上嚼着平淡无味的寿司，等着她的到来。即使忘了她的名字，但不知为何，那寿司有多难吃我却记得清清楚楚。还有那个光头摊主，模样像极了一条大青蛇，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捏着寿司，装出一副手艺高超的情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后来我在电车上不止一次觉得某个人的脸似曾相识，左思右想，最后发现原来跟那个寿司摊老板长得极像，不禁为之苦笑。时至今日，那个女服务生的名字和长相早已无从记起，可是寿司摊老板的脸我却依然能准确无误地画下来，足见当时的寿司真的是难以下咽，令我不仅要忍受寒冷，还要额外承受一份精神痛苦。话说回来，即使有人带我到美味无比的寿司店，我也从来不会觉得寿司好吃。太大了，我时常思忖，为什么人们不将寿司捏到像大拇指般大小？那样攥在手里吃起来不是更方便吗？
她租住在本所一个木匠家的二楼。我在她二楼的住处，丝毫没有掩藏起自己一贯的阴郁，我单手托腮喝着茶，好像牙床在剧烈发痛。这副模样，反而愈加令她心生怜爱。她给我的感觉，仿佛周遭寒风凛冽，唯有落叶伴着她在狂舞，她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女人。
